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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阿子儿空间戏剧

  波兰是当今世界戏剧的欧陆注册登录一极,

  杨·卡拉塔则是波兰最好的导演之一。

  他是“欧陆戏剧巨人”陆帕的学生,

  也是和瓦里科夫斯基齐名的波兰戏剧青年一代中流砥柱。

  

杨·卡拉塔曾改编波兰小说家显克维支的作品《玫瑰精油》:

当雄浑的音乐奏响,满台的演员把松软弹性的床垫当马背,沉醉在驰骋疆域的卫国战争梦中,想象着奔腾壮烈的胜利场面,衰老干瘪的肢体挥舞着空气中不存在的利剑,捍卫着虚无的自由尊严。

——剧评人张向阳

因此,当听说杨·卡拉塔将带易卜生的名作《人民公敌》来到乌镇戏剧节时,我的期待一如对主打剧《赌徒》的期待。然而当观赏完毕,却产生了欧陆登录欧陆平台登录一丝微妙的失望。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是戏剧史上绕不开的作品,讲述了斯多克芒医生为坚持“浴场有毒”的事实,与全城人闹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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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市长、中小资产阶级、杂志社社长等人,纷纷因着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而反对真相的公布,以致最终斯多克芒医生失去了过去的伙伴、盟友,而成为“人民公敌”。

  

剧作大致分为两个主要议题。前半部讨论环境污染和城市发展的冲突,而后半部则着力阐释“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冲突。

《人民公敌》中,把这个“少数派”作了极端化——当坚持某种意见的人,只有一位,那么这个人和他的意见是否仍然值得尊重?

易卜生的态度是鲜明的,全剧的核心金句“世上最强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长久以来也为人迹罕至的小径上的行者所自我激励。

  

然而同时,斯多克芒医生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在所有人的反对下,产生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和带有尼采所称的“超人”色彩的意志。

杨·卡拉塔版本的《人民公敌》,因此并没有将斯多克芒医生树立为一个安·兰德笔下霍华德·洛克式的英雄,而是刻画出了他的两面性。

  

而在舞台语言方面,他与《赌徒》导演弗兰克·卡斯多夫的不同是,前者的表达寓言化、诗意化、高语境,而杨·卡拉塔在《人民公敌》中采用的手法更为浅显易懂。

剧作的第一场即显示了不同凡响。

昏暗的灯光中,琐碎的家常对白以电台广播的形式说出——以此处理剧本开头的情景交代。

直到灯光一亮,布景中央悬挂的一大坨堆积如城堡般蔚为壮观的道具轰然坠地,第一句现场台词出现“坐下,让我们舒舒服服喝一口”。

  

导演事后阐释说,这一大坨悬挂物既隐喻某种摇摇欲坠的体系或思想,又象征着斯多克芒医生的处境。

第一场中交代了斯多克芒医生发现了浴场有毒并试图揭露,可是身边却已显现“这条路会很难走”的迹象。

斯多克芒与夫人争吵的那一场,教人潸然。他的两位被处理为唐氏儿的孩子(暗示水污染的后果),不停地向父亲扔着枕头,夫人责备他企图一意孤行不顾家庭,哭泣着用枕头砸着丈夫,斯多克芒一声不吭地一一捡起掉落到台前的枕头,疲惫的神情令人怜惜。

导演给予这一场景的时间刚刚好,让观众由思考“扔枕头”这一动作的含义,到体会斯多克芒的孤独和疲惫,再到产生共情。

  

当斯多克芒耐心隐忍地捡完所有的枕头,然后摇摇晃晃地独自走向舞台后方时,那种每个人或许都尝过的,被周围所有人不理解的孤独感心累感不禁涌出。

当斯多克芒吞下所有质疑和反对,对着话筒说“但是我是对的!!!”时,想起自己为坚持那些分明是“对”(双引号表示强调,而非否定或讽刺的特殊含义)的事情而受过的委屈和排斥,眼泪不由得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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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般的酸楚,到了第二场却摇身一变,斯多克芒经历了“受创”到“自我强化”的转化,进入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

外界越是不支持他,他心中的反弹力就越强,以致于此种个人意志走向了极端,进入带有非理性强力意志色彩的状态。

他的形象也由身着橙色毛衣的居家暖男,改为身着一尘不染翩翩白衣,似花无缺、又似慕容复。他面容倨傲地,想象着自己是救世主。他抢过市长的孔雀翎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很入戏地说道:“你被炒了,我们掌权了。”

  

这里的“我们”,大概是他空想出来的自己的同伙。

这一细节,是影射尼采哲学中的“趋向权力的意志”及受其影响的法西斯主义。

易卜生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受过尼采的影响,对他的“超人哲学”表示过或多或少的赞同,也间接喂哺了法西斯的成长。因此今人提及此处难免需要遵循一下政治正确。

易卜生本人对于尼采的态度我不清楚,他塑造这样一个为理想而坚持到有些自负的斯多克芒的人物形象的用意,是使其不完美而接近常人,还是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权力意志”有染,我不敢妄作断言。

但导演杨·卡拉塔的贬低之意,却从人物的服装、动作、神态来看,是比较鲜明的。

  

《人民公敌》的戏剧高潮,被认为是第四幕的“市民会场”段落。

此处,斯多克芒医生独自面对全市市民,却因过激言论,终被一致裁决为“人民公敌”。

这一戏剧冲突最强烈的段落被杨·卡拉塔做了举重若轻的改编。他令斯多克芒独自走上舞台,观众席灯光亮起,斯多克芒对全场观众做了一次演讲,现场寻找波兰语翻译,演讲的内容涉及演出所在城市的一些敏感议题——以此来与当下连接。而观众则担当了“市民”的群演。

  

这一做法虽然抚摸了观众的敏感带,却又正如上戏一位小鲜肉在演后谈所提出的那样“没有捅破窗户纸”。

斯多克芒既无法在这种情境下戳透这座城市的顽疾,又抛却了原作的精髓部分,因此被一些观众认为,这一处理“削弱了斯多克芒医生”的高度。

对于这种“削弱”,杨·卡拉塔解释说,他不认为斯多克芒是一个完全光辉的形象,相反在原作中他身上也有着法西斯主义的影子。

而他的哥哥,市长先生也并不是全坏的,剧中其他的人物也有各自对社会的责任,从这一角度而言,他并不是全然推崇斯多克芒这位人物。

  

这一出人意外的想法,又与杨·卡拉塔自身的经历有关。他有一位亲兄弟和他政治立场相反,两人的状态似乎正如同斯多克芒与其兄长市长的关系。

这样的一种情感牵绊,由而造成了杨·卡拉塔借斯多克芒以进行知识分子时而不近人情性格的自我批判,也蕴含着他对亲情的眷恋。但是,对于剧作而言,却形成了妥协性。

有趣的是,演员们似乎并不了解杨·卡拉塔的“家事”,当饰演船长的老演员听过杨·卡拉塔对斯多克芒的解读后,幽默地说:“船长是有着自己隐晦的政治立场,结尾他带斯多克芒一家离开便是暗示,可是我听导演说斯多克芒有法西斯影子以后,有点不想带他走了。”

  

这一版《人民公敌》,除对斯多克芒医生的处理,形成了一些争议以外,导演的舞台语汇也令我有些失望,许多手法屡见不鲜,创意不算爆炸,甚至不知道该说是致敬还是直接的挪用。

比如以剧场为城市广场,以观众为市民的做法;

比如用塑料布制造海浪的方式;

比如将成叠的杂志踢下舞台寓意对媒体的否定;

比如裴特拉甩葱大法;

还有比如演讲到一半话筒没声虚张口型这一阿甘同款(《阿甘正传》中阿甘在反越战集会上演讲到一半被拔掉扬声器)等……

相对而言,这些都不是非常高语境的手法。

  

关于斯多克芒一家离开城市的结尾,导演问观众:认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或许,正如杨·卡拉塔所思考的那样,斯多克芒在今天的时代不是一个最可敬佩的人物。对于社会上不公或虚伪的反抗,也并不能仅凭一个斯多克芒。

世上并非只有斯多克芒和他的敌人这两种人,由于多元化的发展,真相需要也拥有了更多手持不同利益的坚持者,哪怕微弱,但集合起来也有那么一小撮。

时代的进程致使,斯多克芒式的冲突,不是当时当下的典型冲突,因此无论是还原斯多克芒为一个英雄骑士,还是批判他身上尼采哲学的影子,哪怕加一些社会八卦热点,也难以完全满足眼下的观众。

  

这事实上也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世上最强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这句话如何理解?

是负隅顽抗一意孤行的偏执,还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自律?

是周作人笔下“十字街头的塔”式的个人,还是安·兰德笔下霍华德·洛克式坚固而冷淡的个人?

或许,比起学习人民公敌斯多克芒为榜样,或竖某一位先人为旗帜,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一个个孤立的自己,做自己的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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